2007年8月28日出版的《震撼世界的十天》書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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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消息網10月30日報道美國《紐約時報》網站10月21日發表美國前國務卿賴斯撰寫的題為《康多莉紮 賴斯談至今仍震撼世界的那十天》的文章。在文中，賴斯結合自己在俄羅斯的經歷，向讀者分享有關俄羅斯歷史和文化的書籍。賴斯認為，這些書有助於讀者瞭解俄羅斯 十月革命 的背景和對世界產生的重要影響。以下為文章節選：
事情就是在這裡發生的， 我的俄羅斯導遊斷言。那是1979年，我正讀研究生，暑期到莫斯科旅行。我是第一次前往俄羅斯，順便去趟列寧格勒（現為聖彼得堡 本網註）是必須的。 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遇刺時正騎馬走在這條路上， 她說。緊接著她壓低嗓門補充道： 他是主張改革的。
隨著這位釋放瞭農奴並嘗試推動國傢現代化的沙皇死亡，解放俄國的希望破滅。亞歷山大二世去世後，強硬的亞歷山大三世繼位，他發動瞭嚴厲的鎮壓（很快被處決的人當中包括弗拉基米爾 伊裡奇 列寧的哥哥）。這隻會使該國的沖突愈發尖銳。農民沒有面包。工人的生活苦不堪言且常常朝不保夕。軍人被迫投身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是他們不可能打贏的戰鬥。亞歷山大三世的兒子兼繼承人尼古拉二世於1917年退位。亞歷山大 克倫斯基的議會制政府維持瞭不到一年。
從滴血救世主教堂穿過廣場走不瞭多遠就到瞭冬宮，就是在那裡，工人民兵組織奪取瞭權力，為佈爾什維克革命和七十多年的共產黨統治奠定瞭基礎。
《震撼世界的十天》記述瞭當時激動人心的場面。作者約翰 裡德是美國人，他毫不掩飾自己對佈爾什維克的同情。盡管如此，他仍從現場角度對那場革命的最關鍵階段做出瞭饒有興味、即便算不上不偏不倚也堪稱栩栩如生的描述。
不過，從其觀點來看，裡德隻能講述故事的一部分。要全面瞭解十月革命，人們還須瞭解俄羅斯歷史的漫長軌跡。另外兩部著作 詹姆斯 比林頓的《畫像與斧頭》和希拉 菲茨帕特裡克的《俄國革命》與《震撼世界的十天》一樣，是洞察這些事件不可或缺的指南。
1970年12月12日出版的英文版《畫像與斧頭》書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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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像與斧頭》細致講述瞭俄羅斯文化史，從羅曼諾夫之前的時代跨越六個世紀直到約瑟夫 斯大林掌權時期。全書貫穿不同時間和主題 從藝術到音樂、文學、哲學、神學等，引人入勝地向讀者展現瞭俄羅斯的傲人遺產。廣博的知識和持久的見解使其成為俄羅斯研究的基礎讀本。事實上，這本書比其他任何一本書都更有力地激發瞭我的想象並推動瞭我研究俄羅斯和蘇聯。
比林頓的這本書以農民傢裡常供奉的兩樣東西命名，它提醒我們：俄羅斯幅員遼闊的特點幫助塑造瞭其特性。他寫道： 原始森林孕育瞭大俄羅斯文化。 因此，讓森林之民能夠重塑其生存環境的斧頭猶如一種革命象征。
在追溯羅曼諾夫王朝最後歲月的過程中，比林頓為1917年做瞭鋪墊，並把列寧的革命思想融入歷史背景。早在民眾起義導致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之前就有越來越多的人感覺到老日子即將到頭瞭。電力在不久前來到瞭俄羅斯，取代瞭原始的柴火。當列寧結束流亡回國利用沙皇退位帶來的混亂狀態時，他抓住瞭這種新起點感覺，呼籲與過去完全、徹底地決裂。他滿懷發自肺腑的激情，言論滔滔不絕。
比林頓寫道，對列寧來說， 道德並非基於內心感受的 理想主義 準則，而是基於革命而不斷變化的要求 。除此之外，讓他不同於社會主義對手的主要特征是他的一心一意： 在空想傢風起雲湧的形勢下，列寧專註於知識界在傳統上並不重視的一個艱巨目標：謀取權力。
希拉 菲茨帕特裡克的《俄國革命》在20世紀80年代首次發行，被公認為相關話題的最好書作之一。《俄國革命》是一本很薄的書，但它講述的是嚴肅歷史，基於廣泛的檔案研究。菲茨帕特裡克多年來數次更新修訂增補新的材料，但她的觀點從來無須改變。
2017年11月28日出版的英文版《俄國革命》書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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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菲茨帕特裡克的講述格外引人註目的是她把隨後的事態發展聯系起來，指出佈爾什維克起義的動蕩直到斯大林20世紀30年代的統治之後才結束。她寫道： 10月份的奪權不是佈爾什維克革命的終點而是起點。
蘇聯後來延續瞭70年多一點的時間。也許會有人說，它的終結也是一個起點。但它並不是許多人曾希望的那種新起點 實行民主、融入西方的起點。相反，一個世紀以前就顯而易見的俄羅斯坎坷歷史至今仍塑造著它的未來。有鑒於此，我們有充分理由牢記1917年的的確確震撼瞭世界的那十天。
（本文原載於10月30日參考消息第12版）
【延伸閱讀】高度互聯讓世界更危險——英媒評介新書《廣場與塔》
《廣場與塔》一書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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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消息網10月27日報道英國《泰晤士報》網站9月24日發佈喬希 格蘭西的文章，題為《歷史學傢尼爾 弗格森談英國脫歐、傢庭生活和我們這個高度互聯世界的危險》。該文評介蘇格蘭歷史學傢尼爾 弗格森的最新作品《廣場與塔》。
弗格森在書中就網絡的危險發出警告。他認為， 頭腦不清 的歷史學傢們未充分認清這些危險，執迷於研究等級制度，那都是他們在官方檔案室裡找到的 教皇和總統 的故事。這本書是他從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這個最新角度撰寫的，試圖在我們經歷人類互聯程度最高的時代之際 給歷史增添一點智慧 。
在弗格森看來，網絡的突然興起往往會伴隨著混亂， 這個聯成網的世界不會是一個和諧的世界。它會充滿兩極分化，坦率地說還會頻頻發生沖突。 他認為，當網絡變得過於強大時，混亂往往就會接踵而至。隨便說出一個動蕩的歷史時刻，弗格森都能指出網絡的影響。2008年金融危機、 9 11 事件、法國和美國的大革命、宗教改革運動、唐納德 特朗普當選等等，這一切都發生在網絡處於上升勢頭之時，或是充滿革命精神的知識分子群體在巴黎的沙龍聚會，或是 基地 組織恐怖分子聚集在網絡聊天室。
他說， 第一個聯網時代 出現在1440年左右約翰內斯 古滕貝格發明活字印刷術之後，它促進瞭思想在歐洲各地的迅速傳播。印刷是宗教革命的引擎，那場改革由陰鬱悲觀的神學傢馬丁 路德於1517年發動。通過剖析，弗格森認為路德與馬克 紮克伯克以及他通過臉書網站把全人類連接起來的熱忱不無相似之處。 路德的宗教改革運動原本想帶來一個人人都能閱讀《聖經》的美好世界，一個服務於所有信眾的神職人員領地， 他說， 結果並不完全如此。
人們拉幫結派或支持或反對新的信條，網絡科學傢稱之為 類聚 。內戰爆發，異教徒被燒死，或好或壞的各種思想呈燎原之勢傳播，顛覆瞭傳統的等級。活字印刷術促進瞭科學革命，但也推動瞭十六和十七世紀的迫害狂熱。革命緊隨病毒式思想的傳播而來，尤其是在美國和法國。1814年至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最終在拿破侖戰爭之後給歐洲重新帶來些許等級秩序。
弗格森稱，從大約1970年以來，我們進入瞭 第二個聯網時代 ，其節奏更快且有可能同樣地動蕩不定。他以特朗普當選和 伊斯蘭國 組織的興起為例說明，日益增強的互聯性會把我們帶向讓建立這些平臺的矽谷自由主義者驚恐萬狀的地方。
他說： 如果你不希望世界處於沖突連綿不斷的狀態，那就需要某種等級秩序。 例如，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終結瞭宗教改革的戰爭，或是2017年，對技術巨頭如谷歌、臉書和亞馬遜 或其他企業的嚴肅監管。 聯成網的世界不大可能會是一個所有網民互發貓咪視頻的全球共同體， 他強調， 聯成網的世界將陷入無政府動亂狀態。
作為歷史學傢的弗格森解釋瞭為什麼西方在過去五百年間始終處於主宰地位。圍繞這個主題他有多本暢銷書，包括《帝國》（2003年）和《文明》（2011年）。在前一本書當中，他贊揚不列顛帝國在其領地內傳播瞭法治、現代通訊和自由貿易。在後一本書當中，他首創瞭 六大殺手級應用軟件 使西方脫穎而出的理念：物權、科學、競爭、消費社會、醫學和職業道德。他認為，中國等地現正下載這些 應用軟件 ，標志著西方的主宰地位可能會終結。
（本文原載於10月27日參考消息第12版）
（2017-10-27 除油煙機11:40:00）
【延伸閱讀】《美國人與中國人》：齊名《菊與刀》 國民性研究經典之作
參考消息網10月20日報道 今年10月，許烺光先生的《美國人與中國人》中文版再版。該書通過比較分析，闡釋瞭中美文化心理區別和民族性格差異，是國民性研究的經典之作，與《菊與刀》齊名。
1972年尼克松訪華前夕，《美國人與中國人》被其幕僚列為三部重要的參考書之一。書中提出美國人強調自我依賴的個人中心與中國人看中相互依賴的情境中心的分別，從政治經濟、宗教信仰、婚姻等多個角度，全方位辨析中美兩個社會中個體行為如何受到文化心理的影響。
許烺光（1909 1999）出生於中國，畢業於滬江大學，曾留學英國倫敦大學，獲博士學位，後回到中國從事實地調查和研究，1947年開始執教於美國西北大學人類學系，1977年 1978年當選為美國人類學協會主席。
以下為許烺光《美國人與中國人》自序的節選：
我出生在中國東北的一個小村莊，那裡曾是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戰場，小時候常聽老人說起俄軍和日軍在戰爭中種種駭人聽聞的暴行。我在一個小鎮上學，在隨後的遊歷和工作中逐漸認識瞭那時遍地兵匪、饑荒與傳染病肆虐、學生運動與內戰不斷的中國，以及西方勢力與日本對它的虎視眈眈。
奇怪的是，這些艱難困苦似乎並沒有影響我和大多數同齡人在個人生活領域裡過一種優哉的生活。我們在婚宴上大吃大喝，欣賞婚禮前一天由樂師前導、兩人合抬、沿街巡行的艷麗精美的新娘嫁妝；在露天集市裡津津有味地聽人說書唱戲；被地方戲劇、皮影戲裡男女主人公的悲歡離合深深吸引。那時的我們年少無知，一些人常常逃學。看蒸汽機車呼嘯著穿行於當地的火車站最讓我們興奮不已。車站裡的各色旅客、小販和身著制服的乘警與乘務員，也令我們著迷。最好的時光還是春節，這是屬於每一個人的節日 包括我們已經去世的祖先。我們能吃上精美的年夜飯，穿上新衣四處炫耀，就連小孩也被允許作小額的賭博 這時小孩手裡多少都有些父母和親戚給的壓歲錢。
當然，生活中也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瘟疫來襲時，人們舉辦祈願大會，在門上張貼辟邪符咒；遭逢旱災時，人們列隊向龍王求雨；土匪橫行鄉裡、搶奪鄰裡財物時，老百姓把大門閂上，蜷縮在門後；軍閥混戰逼近時，學校停課，商店關門，短則幾日，長則幾周。直到勝利的一方開始執政，學校才再度開學，老師學生一起加入歡迎的遊行隊伍；老百姓湧去村外觀看槍決，犯人有時是謀財害命的土匪，有時則是抨擊時弊的記者；他們也會擠在一起望著一輛輛載著軍閥及衛兵的汽車從街道上呼嘯而過。
然而，在我的印象中，大多數人與生活的劫難擦肩而過，沒有受到真正的驚嚇。食物匱乏時，我們忍饑挨餓；洪水來瞭，我們就四處逃難。人們既要躲避囂張的兵匪，也試圖遠離腐敗的官員，有時不得不靠行賄才能行使正當的權利。人們謹小慎微，盡量少說話，以維系正常的生活軌跡。
中國的事態日益走向嚴峻。騷亂更加頻仍，外界壓力與日俱增。在大學讀到二年級時，日本占領東北，我與父母失去瞭聯系。一年後日本攻占上海，我就讀的大學被迫停課。於是，我參與幫助難民的工作。1933年我乘船離開上海前往東北，見我父母最後一面。在大連港我被拘留拷問，兩周後，我打扮成勞工逃往北平，在那我見證瞭日本入侵華北。接下來的4年裡，日本士兵和平民在中國境內作威作福，肆無忌憚。中國學生遊行示威以抗議當局的綏靖政策，卻遭到手持木棍、水龍頭和刺刀的警察的殘酷鎮壓。1937年，在日本即將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際，我因為獲得庚子賠款獎金，乘英國軍艦離開上海。
之後的兩年算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時光。在安靜宜人的英格蘭學習之餘，我遊遍英倫，還有幸到法國、比利時、德國和丹麥等地度假。1939年歐戰爆發，戰火於1940年蔓延到倫敦，我在中國目睹過的生靈塗炭的場景又一一呈現在眼前。每當清醒時，我多半在擔心下一晚是否又要躲在樓梯間或收容所裡過夜。1941年，大戰正酣，我取道南非、印度及滇緬公路回到中國。
隨後的三年，除瞭有幸結識我的妻子維拉之外，我取得瞭頗為豐碩的學術成果。我在雲南的一個小鎮開展田野調查，與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同事相互切磋、取長補短。當時我寫瞭兩本書：《祖蔭下》和《宗教、科學與人類危機》。空襲、物價飛漲、瘟疫與食物短缺成為數百萬中國民眾和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決定前往美國時，與赴美的移民前輩一樣，我暗暗祈望不遠萬裡踏上的是一片不會受到戰火侵襲的土地，在那裡我可以安寧地工作。那時，距離廣島遭受原子彈襲擊隻差9個月。
通過簡述我的人生經歷，我希望讀者瞭解我撰寫此書的初衷是記錄個人的生命歷程。
我算是一個邊緣人。我在一種不崇尚變化的文化裡出生長大，大多數人的生命軌跡幾乎是可以預測的；而我目前工作、生活於其中的則是另一種文化：它提倡變化，認為變化即是進步，物質世界和人類社會不可能一成不變。一個人的內心如果存在兩種對立的文化互相碰撞、影響，這個人就隻能生活在兩種文化的邊緣。他在文化碰撞的邊緣行走，感受二者共同的存在。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本書是一個邊緣人對自己生活經歷的敘述及思考。
同時，我又是一個崇尚科學的人，努力嘗試用一種客觀的心態去記錄、展示和解讀我人生的各個方面。因此，這本書既不算是從中國人的視角看美國人，也不是用美國人的眼光看中國人。我真誠地期望此書能展現我對中美兩種不同生活方式的坦誠而公正的科學分析。
我的研究工作遵循一條人類行為學最基本的準則，而許多社會科學傢尚未充分理解這條準則的重要性。我相信每一位研究另一種社會與文化的學者，在試圖傳達他對該社會與文化的認識時，必須自覺地成為邊緣人。也就是說，他不僅要以本族人的眼光去看待該社會的風土人情、典章制度，而且還要像本族人一樣去感受這些事物。否則，他就不可避免地會用自己民族的標準來推斷這些事物在該社會文化中是否重要。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特別是對於那些自認為本民族文化更為優越的人來說。
移民看似是最完美的邊緣人，但他們的 邊緣狀態 會隨著環境的變化而間歇性地缺失。20世紀50年代中期，我的個人生活漸入佳境，事業發展一帆風順。我發表瞭更多的論文和著作，我攜傢人遊歷各國，闡釋見解；四處講學，並廣受歡迎。在旅途中，偶爾我會意識到自己流露出美國人所特有的諸多抱怨，並為此感到非常苦惱。回到美國之後，我更加震驚於自己居然已如此這般適應瞭美國和美國人的生活方式。
我作為邊緣人的感受是突然出現的。1963年11月，吳庭艷領導的越南政府倒臺，許多無辜者慘遭屠戮。當時，我正前往舊金山參加美國人類學協會年會。在旅途中，我為越南的苦難而揪心，同時又慶幸類似事件不會在美國發生。正如一句中國古諺所說，我在 隔岸觀火 。會議的第二天，肯尼迪總統被暗殺的消息傳來，我那愚人的天堂在頃刻間崩塌瞭。我在電視上目睹嫌犯李 哈維 奧斯瓦爾德被擊斃，心情變得更為復雜。正如身邊許多人一樣，我儼然已變為一個典型的自命不凡的美國中產階級，把個人及傢庭安全、薪資和工作的穩定看成理所當然的定律，像太陽每天東升西落一般自然。事實上，因工作太過繁忙，我甚至忽略瞭某些己寫在這本書裡的暗示。
達拉斯事件後，我不得不停下來重新思考美國所面臨的困難 自1963年後逐漸累積，日益嚴峻。美國人現在終於可以將醜陋的越南戰爭拋在身後，但這場巨大的失敗，連同最近在伊朗的潰敗，無疑將長期在所有國民心裡留下陰影，國際聲譽的下滑和美元貶值就更不要提瞭。在美國國內，肯尼迪總統遇害後， 羅伯特 肯尼迪和馬丁 路德 金以及一些不那麼出名的人，如舊金山市長喬治 莫斯科尼也相繼遇害。為瞭免被起訴，尼克松總統及其副總統被迫辭職。盡管學生運動不再像20 世紀60 年代那樣難以駕馭，但是吸毒、種族沖突、無故破壞他人及公共財產、暴力犯罪以及問題叢生的公共教育體系，顯然已經成為這個時代最鮮明的特征。
樂觀人士認為一切騷亂隻不過是在預示更偉大的事情即將發生。騷亂包含著活力，在他們看來，至少蘊含著變革的可能性。而沒有變革，問題怎麼得到解決？另一方面，悲觀者一如既往地向人們宣告末日災難，且總是奇怪地與諾亞方舟以來所謂 選民 的觀念相互糅合。按照這一類西方觀念，人類最終難逃大難，唯有少數獲知 真理 或忠誠服膺 真理 的信徒才能幸免。
對於當前美國面臨的問題，我雖提不出救世良方，但是特別憂心領導人、民眾和學者們在謀求出路時從不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考慮在內。在我看來，美國問題的根源是個人主義過分膨脹所帶來的人際關系危機。極端的個人主義傾向往往迫使人們封閉自己的思想甚至情感。由於擔心遭到反對，這類人除瞭心理治療師，不願向任何人袒露心聲。更糟的是，為瞭避免淪為犧牲品，他們凡事總想先發制人。
隻有在人性化的環境中，人們才能卸下防禦心理，繼而解除焦慮，產生接受幫助的心理需求，這都是親密關系的終油煙處理機價格極意義。
由於缺少建立親密關系的條件，美國人嘗試用種種手段建立與同伴的關系，有人借助槍械保護自己，有人厭棄和遠靜電除油煙機價格離人群，還有人期待將他人通通毀滅，以重新建立一個完全符合他心意的烏托邦新世界。因此，美國人大力鼓吹金錢的魔力，癡迷於經濟的發展和擴張，迫不及待地用原子彈建造核長城。這些人強調技術進步的必要性並進一步追問：要向勞動者提供怎樣的訓練以配合機器生產的需要？
自兩位美國宇航員登陸月球並成功返回之後，我不止一次聽到這樣的感慨： 如果我們能將宇航員送上月球，我們就能夠解決地球上的任何問題。 對月探索所涉及的科技問題十分復雜艱巨，我們切不可小視。然而，瞭解人類產生焦慮和暴力行為的原因，特別是如何進行幹預、防范，顯然是一個遠較前者困難的課題。
今天的社會學傢過於幼稚地將 現代化 定義為服務於經濟與政治目的的機械化與組織功能。在談論人類生活品質時，他們仍然在用 社會流動性 消費模式 等概念來衡量所謂的 現代性 。我們必須認識到，這最多不過是 半現代 而已。物質上的滿足，並不必然會消除精神世界中的焦慮與敵視。一個人如果不能摒棄用巫術思維來思考人類事務，就不能被稱作是現代人。事實上，如果在精神層面無法獲得自由，那麼他在物質層面所獲得的（或者即將獲得的）自由都將徒勞無功。人類將會走入一個無休止的怪圈：毀滅 重建 更大規模的毀滅和更大規模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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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與中國人》
作者：許烺光
譯者：沈彩藝
版本：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7年10月
（2017-10-23 17:21:00）
【延伸閱讀】當舊秩序已被打亂時，我們如何才能堅守正派？——美媒評《一般美德》
《一般美德：分裂世界中的道德秩序》一書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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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消息網10月20日報道美國《紐約時報》網站10月14日刊登題為《全球化是把我們的距離拉近還是讓我們離得更遠？》作者為詹姆斯 特勞佈，以下是文章摘要：
一個世紀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全球科學進步與物質繁榮使常人禁不住展望和平與人文主義新紀元的到來。為瞭追尋這一夢想，實業傢安德魯 卡內基於1914年創立瞭教會和平聯盟，即今天的卡內基道德準則和國際事務委員會的前身。
但20世紀的世界並未如同卡內基所設想的那樣發展。在我們自己的時代，全球化已被證明是最復雜的事情。卡內基創立的機構今天仍在傳播他的理想。該機構提出瞭一個問題： 全球化有沒有在道德上將我們拉近？
該機構請邁克爾 伊格納蒂夫給出一個答案。作為一位道德哲學傢，現任佈達佩斯中歐大學校長的伊格納蒂夫很有理由希望這一命題成立。但伊格納蒂夫也是一位記者，見識過人類相互做出十分可怕的事情。《一般美德：分裂世界中的道德秩序》一書最重要的優點是，作者在研究過程中發現他追尋瞭錯誤的問題。正確的問題應該是： 不論好壞，當舊秩序已被打亂時，我們如何才能堅守正派？
《一般美德》一書是道德哲學與全球化問題的強行結合。伊格納蒂夫與卡內基委員會的一組人員前往巴西、波斯尼亞、日本、緬甸、南非，還到瞭洛杉磯和紐約市的昆斯區。在這些地方，他們與民間組織及街頭男女交流。
伊格納蒂夫總結說，全球化實際上塑造瞭他交流對象的道德倫理的一些根本方面。民主與人權觀念的推廣使得公民聽證權成為一個全球理念。連那些非民主領導人也發現，他們必須滿足普通民眾的願望。
伊格納蒂夫說，人們需要一種道德秩序感。人們需要感到他們的人生是有意義的，而不僅僅是為瞭生存。他們需要感到他們的行為是正確的。但是在誰面前？不是在抽象的 人類 面前。他們想到的是他們自己，以及像他們自己的人，傢人和朋友，階級和群落。這些感覺接下來又成為一般美德的基礎：忠誠、信任、忍耐。
當然，如果把一般美德這張牌翻過來，我們會發現平凡惡行：仇恨、卑鄙、沙文主義。道德義務隻存在於 我們 之中，源於血緣和故土的民族主義現在正像病毒一樣在全世界擴散開來。伊格納蒂夫說，挽救體面的是，這些直覺的道德體系常常會與其他人的直覺道德體系不斷接觸，與周圍的機構不斷接觸。
因此，在昆斯區的傑克遜海茨這樣的多語言社區中，多樣性的存在不僅僅因為移民相信這是一個原則，更在於他們的 道德操作系統 受到瞭社區 默示的歡迎代碼 、對隱私的尊重，特別是社區讓每個人 都有一條向上、走出去的道路 這一前景的塑造。集體行為是一系列務實的接納的結果。為瞭集體的生存，差異得到容忍；與此同時，差異並未得到內在的崇拜。伊格納蒂夫註意到，在傑克遜海茨，人們是 相鄰 而居，並非共同生活。因此，他總結說， 也許最現實的方式是，不同的人相鄰而居 。采納一般美德學說意味著接受以下事實，即諸如 世界大同 這樣的自由原則未來不大可能溢出大學校園這樣的實驗室環境而興盛。
一般美德和一般惡行都是人類與生俱來的。道德直覺的內部世界也是這樣。能夠改變的是外部環境，或者說機構。伊格納蒂夫承認，機構的中立性已經成為發展經濟學和國傢建設的一個分支。令一般美德學說脫穎而出的是，它宣稱機構的地位至高無上，因為它們塑造瞭個人行為。
（本文原載於10月20日參考消息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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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美前國務卿賴斯書評：十月革命的的確確震撼世界_《參考消息》官方網站)
本文來源：參考消息網
責任編輯：王曉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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