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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天瑜:考析中國文化發展脈絡

2017年6月19日,馮天瑜(中)在湖北大學作《張之洞與湖北新政》學術報告。圖片為資料圖片
????【大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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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覽前級擴大機推薦與庭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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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天瑜成長於辛亥首義之城武昌,他的父親馮永軒是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正式名稱“清華研究院國學門”)一期生,受教於梁啟超和王國維,專攻歷史考據學。馮永軒1926年從清華研究院畢業時,梁啟超集宋詞名句、王後級擴大機國維選取東晉陶淵明《飲酒詩》之一,手書贈予他。梁、王條幅長年懸掛於馮傢堂屋,馮永軒又時常談及二位先生道德文章及種種逸事,故馮天瑜自幼就對梁、王二公有一種傢中長老的親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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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天瑜自幼酷愛文史,自少年時代便泛覽古今中外文學名著和史地書籍。這首先得惠於他就職湖北省圖書館的母親張秀宜。馮天瑜自小學3年級至高中畢業,一直隨母親住在湖北省圖書館。每天放學歸來,照例到母親主管的兒童閱覽室看“小人書”。初中以後,為圖書館浩博的藏書所吸引,遂改弦易轍,變為成人閱覽室的常客。令他搖情動魄、形諸舞詠的首推中外文學名著。早年從這些名著中獲得的對於中西文化的感悟,大有益於他後來對於社會歷史問題的理解與把握,尤其有助於中西文化比較的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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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時馮天瑜喜歡閱覽的另一類書籍是遊記和地理書。這類書的閱讀經驗,使得他足不出戶,便可神交古人,泛遊九州。有段時間,他特別著迷於地圖,常常一連幾小時閱看不息,以至於可以隨手繪出中國各省區及世界各國的版圖輪廓。這種生動而具體的空間感的培育,對於馮天瑜日後成為史傢,也有特別意義。因為歷史總是在特定的空間之內運行,史傢必須同時具備清晰的時間概念和空間意識,才能真切把握人物、事件的質地感、度量感,如歷其境地體察古事古人。如此“左圖右史”“知人論世”,方能達到對研究對象同情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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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深厚的傢學淵源,以及幼年以來的積累,馮天瑜子承父業進大學歷史系本來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但高中畢業前,傢庭的變故斷絕瞭他投考理想大學和專業的可能,馮天瑜隻得報考與政治背景不相幹的生物系,成瞭武漢師范學院(湖北大學前身)的一名學生,但他對於文史的熱愛卻始終沒有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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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期間,馮天瑜繼續攻讀文史哲書籍並練習寫作,陸續發表瞭一批科普文章、散文和雜文。馮永軒對於兒子喜愛文史甚感欣慰,便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連續幾個寒暑假,給他講授《論語》《孟子》全文和《史記》選篇。他由泛泛閱覽到逐漸精讀,從浮光掠影於知識聖殿邊緣到步入研習經典的大門,正得益於20世紀60年代初中期的這段庭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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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文化語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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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馮天瑜調任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站在珞珈山上,學術視野更為遼闊,除瞭中華文化史、明清文化轉型研究以外,他還開辟瞭歷史文化語義學、中國文化的近代轉型等全新研究領域。自1998年起,他有近五年時間在日本授課並從事研究,得與多國漢學傢論難究學,並潛心開掘異域史料,進行中、西、日文化比較,將文化轉型研究向深廣處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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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至2001年,應日本愛知大學之聘,馮天瑜在該校現代中國學部擔任專任教授,講授有關中國文化史方面的課程。在這三年多時間裡,他得以切身體驗日本社會,並利用日本豐富而便捷的藏書系統,從容思考中日文化比較和中日文化交互關系諸問題。馮天瑜選定“近代日本人禹域踏查”作為研究方向,這既是探索中日關系的富於特色的角度,又能借助日本人周密、系統的實證考察,為近代史研究提供新材料和參照系。他以“幕末日本第一次訪清使團”為具體的研究課題,並在方法論上應用陳寅恪概括王國維“二重證據”的三條做法之兩條——“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寫成《“千歲丸”上海行》一書,“填補瞭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項空白”。(茅傢琦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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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究術語生成史,是馮天瑜在日本講學期間的另一致思領域。考察概念的古今轉換、中外對接,本是馮天瑜長期以來的用心所在,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他便設立專題,詳加考釋,通過對“幾何”“上帝”“革命”“共和”“科學”“文化”等核心術語的辨析,揭示明末以降,特別是清朝民國之際中、西、日文化交會間的思想因革狀態。但直到講學日本期間,他才自覺地將近代漢字術語生成正式作為一個文化史研究課題。他於此提出“歷史文化語義學”這一新的研究范式,其主旨是:在古今轉換、東西交會的時空坐標上展開研究,不僅對諸多漢字新語的生成、演變尋流討源,而且透過語義的窗口,觀照語義變遷中所蘊藏的歷史文化意涵,展現中國近代異彩紛呈、後浪逐前浪的歷史文化狀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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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2004年到2005年間,馮天瑜在地處日本京都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擔任“外國人研究員”,主持多國學者參加的“東亞諸概念之成立”項目研究,得以將思索多年的課題“封建辨析”徐徐展開,寫成《“封建”考論》之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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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考論》問世後,學界反響熱烈,引發海內外之討論熱潮,至今未息。日本學者谷川道雄認為,馮天瑜對“封建”作瞭前所未有的考辨,極具學術價值。《“封建”考論》被譽為“精湛的‘封建’概念學術史”(方維規語),是“撥開近百年‘封建’概念的迷霧”的大制作(張緒山語),堪稱封建社會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李根蟠語)。學界的討論輯有兩本評論集:《“封建”名實問題討論文集》(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中國“封建”社會再認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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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生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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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馮天瑜集合、凝練、提升30多年來關於文化史的思考,以中國當下的生存實態為窺探口,直面文化生成的前沿議題,考析中國文化的生成機制、發展脈絡及走勢,及中外文化交互關系,於2014年再次出版皇皇八十萬言的《中國文化生成史》,這是他繼《中華文化史》之後的又一文化史整體通論著作,可說是馮天瑜文化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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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書不滿足於對個別“文化英雄”天縱哲思的追慕,也未止步於對某些引發劇變的短暫歷史事變的關心,而是以宏觀的歷史眼光,對中國文化的生成作“長時段”辨析,著眼考察地理環境-經濟土壤-社會組織-政治制度合成的“結構”對文化的推動及制約作用,揭示造就“如此人生”“如此人物”“如此事件”“如此思想”的“深層動力機制”,以達到對中國文化的全景式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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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生成史》既是中國文化史的回溯性研究,也對中國文化的未來發展作瞭前瞻性探討。它並未停留在對既成中國文化的歷史解釋,而是以當下為分界點,著眼於中國文化發展的現實問題,對中國文化的未來走向作理論前瞻。克羅齊認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過去發生的事,隻有在人們的現時思想活動中才能復蘇,才能獲得其歷史性。社會現實構成瞭歷史反思的起點。《中國文化生成史》在詳盡論述中國傳統文化生成機制的基礎上,不忘觀照當下,對中國復興、文化創新、文明對話等熱點問題多有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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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天瑜自謙為學術界一施工匠人,但言及勤勉則不遑多讓。2004年到2005年間,他在日本文部科學省設於京都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持多國學者參加的“東亞諸概念之成立”項目研究。據日本工作人員說,自日文研成立之日起,未見勤奮如馮先生者。2005年8月他歸國之時,日文研工作人員特地起早趕來,列隊相送,以示敬意。熟悉他的人常說,他的學術與生命是融合在一起的。迄今他雖年逾古稀,仍心織筆耕,意趣高昂,哪怕是近來患重疾住院,仍手不釋卷。他在生病期間撰寫的五十餘萬言的《日本對外侵略的文化淵源》於今年7月刊行。於他而言,學術就是生活,學術就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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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天瑜治史,一貫奉行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相濟的理路,力求宏觀把握與微觀考察的交融互攝。他說:“精思義理,苦心考據,擅長詞(辭)章,並致力於三者間的‘相濟’,於弘大處著眼,從精微處著力,方有可能成就‘表征盛衰,殷鑒興廢’的良史。”(《回眸學術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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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表達思想的手段,辭章是形諸筆端落實於紙上的最後程序,義理、考據能否實現,端賴如何書寫。在辭章方面,馮天瑜主張述事紀實,務求清順流暢,娓娓道來;辯駁說理,則講究邏輯層次,條分縷析;無論哪類文字,都切忌板起臉孔,而應以理服人,以情動人,寓莊於諧。邱漢生稱贊馮著“語言生動,使符合歷史實際的科學論證更具有引人入勝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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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馮天瑜文筆甚佳,既能寫細密嚴謹的學術著作,也能寫娓娓道來的學術散文,是當代為數不多的文史兼通的大傢。對於當下史學界在專業的旗號下,忽略文章的辭章美感和可讀性,馮氏論著具有很強的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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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遠筍,武漢大學臺灣研究所講師,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後,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青年學者學術發展計劃“概念史視域中的中西日文化互動研究”團隊成員,主要從事臺灣思想文化史及現代新儒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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